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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罗马帝国灭亡后，大部分人理解的是一幅惨淡的图景：充斥着帝国的全面衰败、人口锐减，以及大片土地沦为荒芜的“黑暗时代” 。毕竟在以往的叙事里，罗马城一旦塌了，整个文明世界的灯也就跟着灭了，剩下的日子自然不可能好过。
但随着现代考古学和近些年的研究，那些埋藏在地下的骨头站出来“说话”了。一幅反常识的历史画卷开始展现出来 ，西罗马帝国崩溃与灭亡之后的意大利及法国南部地区，情况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无论是农村聚落规模，还是谷物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的规模，非但没有出现断崖式的暴跌，反而呈现出显著增加趋势 。
甚至有些颠覆认知的是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居然拥有比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更高程度的土地开发率，罗马帝国时期被视为没有油水的边缘土地（比如根本未被开发的泥泞沼泽、荒地和森林），到了中世纪早期都逐渐被人砍伐、排干，开发成可种地的耕地与放养牲畜的牧场。
面对如此庞大的土地开发规模，看着谷物产量蹭蹭地往上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拍大腿，得出结论：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其实一点也不黑暗，反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如果你觉得开荒多种粮就等同于经济繁荣，那就是被表象给骗了，表面上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农业扩张与聚落扩大，实际上在底色里掩盖了惨烈的经济倒退：建立在高度城市化、货币化以及遍布地中海的贸易网基础上的罗马古典商业经济，已经迎来了全面崩溃。罗马帝国的灭亡给意大利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去城市化”，与之相伴随的自然是曾经辉煌的手工业及依赖城市消费的商品农业生产的萎缩。这就好比原本靠做国际大宗商品出口、玩高杠杆资本运作的现代大都市，突然之间被迫退化了，整体的经济模式从商业利润导向退化成仅求吃饱饭的生存自给化导向。
本篇将带着大家一起剖析在古典晚期西罗马崩溃之后，意大利乃至西欧到底经历了怎样一场重构。
古典时代地中海经济的逻辑
刻板印象里，古代人种地无非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目标就是为了能让老婆孩子在冬天有口热乎饭吃，不至于饿死。为满足生产者自身温饱的生存型农业，在古代东方或许是常态，但在古典时代的罗马，农业从来都不是苦哈哈的生存游戏。
罗马的农业是大生意，高度镶嵌于帝国庞大的城市网络、支撑着无敌舰队与军团后勤，并且绑定在地中海海运贸易网中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穿着托加长袍在元老院里高谈阔论的罗马精英阶层眼中，土地是资本运作和追求投资回报率的金融工具，对罗马精英来说，如果不把土地当做投资手艺，那才叫不务正业。
老加图的地产收益排行榜
翻开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一本畅销书《农业志》，作者是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深谙赚钱之道的农学家：老加图。老加图在书中著作的内容展现了罗马贵族阶级对土地利用价值的鄙视链与排序。他直接以一个占地100尤格（罗马当时的面积单位，1尤格≈25亩）的理想庄园作为沙盘推演的，根据各类地产的经济收益能力，将九种土地类别进行排名。
让我们来看看老加图这份罗马地福布斯排行榜：
第一名：葡萄园。你没看错，排在榜首的是酿酒的葡萄。主要经济功能就是大规模生产葡萄酒，然后运到城里供市民狂欢消费，或者装船出口赚外汇。罗马经济的视角下，葡萄园拥有最高的投资回报率，它是高度资本化、吃劳动力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
第二名：灌溉园圃。这玩意主要是生产新鲜蔬菜、水果还有用来装点门面的花卉。极其依赖附近城市的消费市场，富婆和贵族们的宴会离不开这些东西，因此它的单位面积产值高得吓人。
第三名：柳条林。这就很有意思了，种柳树居然排第三？因为种柳树是为获取编织篮子和绑扎葡萄藤的柳条。换句话说它是葡萄园这的刚需配套支撑，就像在淘金热里卖铲子一样，具有实用商业价值 。
第四名：橄榄园。生产橄榄油，这玩意在当时既能吃又能点灯照明，在罗马浴场里用来洗澡搓泥，还大量出口。它是罗马地中海经济的支柱产品，虽然是一项长期资本投资，但出口利润丰厚得让人眼红。
第五名：草地/草场。不要小看种草，生产干草能够提供优质的畜牧饲料。维持庄园运转的大型役畜，以及罗马军团的军用马匹全靠它，市场需求稳如老狗。
第六名：谷物农田。终于，到了第六名我们才看到用来生产小麦、大麦这些主食谷物的农田。在老加图眼里，种粮食的收益表现极其平庸，而且还消耗土地的肥力。它只能排在第六位，经济地位被前面的各类园圃与经济林按在地上摩擦。
第七名：采伐林。搞矮林作业，生产木材、劈柴烧的薪柴与建筑材料。城市里的人取暖、庞大公共浴场日夜不息的加热以及盖房子都需要它，这玩意的维护成本适中，算个稳健的收益项目。
第八名：果树林。生产点水果和坚果。在加图看来这只能算是补充性的收入来源，通常也就跟其他作物随便混搭着种一下。
第九名：牧猪林。垫底的是长满栎树、橡树的林子，主要用途在秋冬季节把猪群赶进去放养，让它们捡橡子吃。这是土地集约化程度最低的类型，当然投入也最少，所以收益理所当然是全场最低的。
透过这张表格，我们可以看到个事实：老老实实生产谷物的农田，收益能力只能在第六位，排在它前头的无一例外全都是服务于城市商品经济和享受型消费的高附加值产业。
为什么会这样？对罗马人而言，其实是个简单的经济账。意大利半岛拥有当时全地中海最优越的光热条件与水肥资源，把如此膏腴的土地拿去种植廉价的小麦谷物，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对资本的侮辱和浪费。这就好比你在伦敦金融城最核心的地段租了个巨贵的写字楼，结果你在里面卖一块钱一个的烤红薯，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
但是人终究是要吃饭的，罗马人如果不种粮食，他们吃什么？罗马之所以敢在自己的大本营意大利本土轻视谷物生产，因为背后有庞大的帝国机器。这台机器构建了被称为“安诺纳”的粮食行会与国家配给系统，罗马根本不指望意大利的农民来养活首都，它依赖的是遥远的埃及、北非以及西西里岛等行省。这些行省就像是罗马的专属超级粮仓，提供廉价的小麦，然后通过地中海的海运网络，源源不断输入意大利 。
有了全球化（地中海化）的廉价粮食供应链兜底，意大利本土的居民对于开垦农田、种植谷物自然就提不起任何兴趣了。罗马人更热衷于把意大利水肥条件最优异的地段，全部开发成资本密集型的园圃，比如漫山遍野的葡萄园和橄榄园，因为只有这些东西才能给他们带来暴利。
科迈卢拉的财务模型
到了公元1世纪，另一位罗马农学家科迈卢拉站了出来，他的煌煌巨著《农业论》中，通过严密的财务计算模型，展示罗马农业中的收益鸿沟 。科迈卢拉详细记录了一片规模为7尤格的葡萄园，从无到有建起来的经营成本以及它的预期收益。
这个模型里，建立一片葡萄园不是穷人能玩得起的游戏，需要惊人的前期资本投入，我们来扒一扒他的账本：
首先，这玩意是个技术活，你得有个懂行的技术总监。所以必须去奴隶市场上购买一名精通葡萄栽培技术的专业奴隶，这笔人力资源费用大约需要耗资6000至8000塞斯特斯（罗马的货币单位，1赛斯特斯≈1.5美元）。
其次是买地。购买7尤格能够适宜种植葡萄的优质土地，需要砸进去7000塞斯特斯。你以为买完地就完了？早着呢。你还得为初生的葡萄园配备整套基础设施，这里包括购买优质的葡萄藤、搭建攀爬的支架、还有前面提到的用来绑藤的柳条等等。这笔基建费用，每尤格需要额外投入2000塞斯特斯，那么7尤格算下来也就是14000塞斯特斯。
现在我们拿计算器算一下，这个葡萄园在出产前，它的基础建设沉没成本就已经高达29000塞斯特斯了 。懂财务的人都知道资金是有时间成本的，如果你算上葡萄幼苗成熟前这两年漫长等待期的资金利息（科迈卢拉可是精打细算到了骨子里，他按当时标准的年息6%计算，两年的利息就是3480塞斯特斯），那这片葡萄园的债务本金再加上利息，总成本大约飙升到了32480塞斯特斯。
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如此高昂的风险和门槛换来的是什么？是暴利。科迈卢拉在书中兴奋指出，只要你别瞎搞，经营得当，这样一片精心伺候的葡萄园，只要碰上大丰收，它产出的葡萄酒拉到市场上卖掉，能带来的总收益将高达34580塞斯特斯。
这意味着只需要一次丰收，便能覆盖掉之前投入的所有初始资本，等回本后，葡萄园接下来的产出，全都是纯利润。
如果我们不搞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把同样的资本投入到种粮食上，结果会怎样呢？相比之下，收益简直可以用极其可怜来形容。科迈卢拉在书里毫不客气提到，当时大部分地区，谷物的种子回报率（也就是你秋天收获的粮食总量与你春天播种下去的种子量之比）为可怜的四比一 。也就是说你种下去一粒麦子，老天爷保佑，秋天也只能还你四粒。
根据换算我们来做个假设：假设你拿着在一片葡萄园上投资的4000塞斯特斯，没有去买葡萄藤，而是等额投入到谷物的生产上 。忙活一整年，最后它给你带来的总收益撑死也只有16000塞斯特斯（也就是你投入本金的4倍绝对收益上限）。
这两笔账放在一起一比，高下立判，而且你别忘了，种植谷物还是个苦力活。它需要霸占庞大的土地面积、大量奴隶进行翻耕劳作，并且谷物像吸血鬼一样极易导致土壤肥力迅速枯竭。由此可见，在罗马帝国的商业逻辑下，投资葡萄园等园圃的绝对收益和资本回报率，是将谷物生产按在地板上狠狠摩擦的。
正因为这套财务逻辑，罗马人缺乏动力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那就是将水肥条件较差的边缘土地开发成可种粮食的农田。因为在商言商，开发和维护低质量土地的工程成本高得离谱。你要排干沼泽里的积水、砍伐掉原始森林里的巨木、还要平整坑坑洼洼的荒地，这需要砸进去天文数字的人力和物力。费了这么大劲，好不容易种出来的谷物，拉到帝国统一大市场里根本就卖不上价，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罗马帝国的崩溃与去城市化浪潮
时间向前进公元5世纪，不可一世的西罗马帝国终于还是没能熬过去，随着它的崩溃，再加上一波又一波日耳曼蛮族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以及查士丁尼皇帝为光复故土而搞出惨烈无比的哥特战争，地中海西部原本精密无比的古典经济系统，算是被砸了个稀巴烂。这场载入史册的地缘政治灾难，给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地区带来经济结构剧变，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去城市化。
城镇衰落与商业农业的毁灭
很多人的脑海里罗马帝国似乎是靠军团维持的军事霸权，实际上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更像是巨大无比的消费引擎，帝都罗马城以及星罗棋布散落在各行省的城镇里，到底住着些什么人？那里集中了海量的的官僚体系、常备军队以及食利阶层。庞大的城镇人口每天睁开眼就是吃喝玩乐，他们构成了对橄榄油、葡萄酒、优质小麦以及各种能想到的奢侈品的巨大需求端。只要有这些人天天在城里泡澡、看角斗、开奢靡的晚宴，城外的庄园主们就不愁他们的好东西卖不上价。
可是好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当帝国轰然倾覆，曾经用来维持帝国机器运转的行政网络瘫痪，地中海原本繁忙的海运航线也被海盗和战乱打破，这时候致命的事情发生了：原本聚集在城里消费的城镇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失，城市不安全了，大家只能赶紧往乡下跑。
现代考古发掘证明：这里本是宏大的、有宽阔街道和华丽广场的帝国城市空间，但它退化成破碎的的后城市化农业定居点。画面大概就是，昔日的大理石神庙变成用来拴牛的棚子，曾经宽阔的公共广场被挖开种上了大葱，辉煌的城市沦为破败的大农村。
伴随城市人口的逃离与城市的急速萎缩，依赖贸易、城市消费群体买单的商品农业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就好比你开了家卖几万块钱一瓶罗曼尼康帝的顶级酒庄，结果你的客户全都没了。在没有愿意接盘侠后，如果你还非要头铁硬撑着去维持科迈卢拉在他的书里吹嘘过的葡萄园，那你的行为就不叫坚守传统了，那叫经济自杀。
一个自然但又带着几分凄凉的结果出现了：遍布意大利半岛各角落的专业化葡萄园、橄榄园和果蔬园圃，在这一时期几近绝迹。要命的是与此同时手工业也跟着崩盘了，要知道精细农业是极其依赖上下游产业链的，你的葡萄酒酿出来了，得需要海量的陶罐来包装运输吧？你的果园得需要锋利的金属农具来修剪维护吧？手工业的崩溃更是直接让商业农业失去最基本的技术与物资支撑，彻底断了念想。
租税体系的实物化
伴随光鲜亮丽的商业农业崩溃的是罗马帝国高度货币化的税收机器的停摆，罗马人统治的光辉岁月里在收税上是不讲情面的，实行一套以人口普查为基础的土地税和人头税，并且最坑爹的是这些税款通常会强制要求老百姓必须以货币来缴纳。
你可别小看这种货币税，它简直就是逼良为娼的利器，必须交现金的死规定迫使着哪怕是根本不想跟市场打交道的自耕农，也必须把自家产出的一部分农产品大老远挑到市场上去转化为商品出售，好换取能交差的货币。帝国统治晚期，沉重的货币税收直接压垮中产阶级，无数原本还能自给自足的自由农因为交不起现金而破产，最后只能被迫卖身沦为大庄园里的隶农，而这其实也是导致帝国最终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 。大家都被逼得活不下去了，谁还管你罗马的死活？
但历史的幽默之处就在这里，罗马国家机器的崩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解放了底层农民。你想啊，随着后罗马时代日耳曼蛮族王国（比如东哥特王国、伦巴第王国）的建立，这帮在马背上打天下的新主子，根本就缺乏帝国精密庞大的官僚记录系统和强制执行力。他们看不懂复杂的账本，也搞不明白精算，于是税收体系不可避免发生了退化，开始更多转化为灵活性要高得多的实物形式或者是干脆出点劳役。
这对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再也不需要绞尽脑汁地把粮食拉到市场上去跟奸商讨价还价，来应付如狼似虎的税务官。现在的日子简单多了，只需秋收之后直接把自家土地上产出的一部分农作实物，直接上缴给地方领主，这事儿就算结了。
所以如果我们抛开什么文化衰退、艺术倒退这些宏大的滤镜，单纯从经济剥削来看待问题，你会发现一个结论：在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中世纪早期，农村底层老百姓的赋税负担，相对而言较罗马帝国统治，竟然是有所降低的。
而赋税压力的减轻和交税方式的改变，直接在底层引发了一场生产动机的根本性转向：农民们种地的目的，从罗马时代“为能换取货币交税而被迫去生产高经济价值的作物”，顺理成章退化（或者说回归）“为了填饱肚子，而去生产高卡路里的作物” 。既然不需要交金币了，谁还去费劲巴拉种葡萄啊？赶紧把地翻了种小麦烤面包才是正经事。这就是这片土地在失去城市之后，为了活下去而做出的最真实的反应。
经济模式的重塑
随着前面提到的搞大宗商品出口古典商业经济凉凉，再加上货币税负的解体，意大利就开始头也不回地朝着一个原始的方向狂奔：那就是自给化。各位千万不要一听到“自给化”，脑子里就浮现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小清新们向往的田园牧歌，这事儿跟浪漫一点关系都没有。
威克姆的农民生产方式
这里我们得搬出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威克姆老爷子的概念：“农民生产方式”，用它来定义这一时期意大利经济的底层逻辑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老百姓每天睁开眼去田里干活，脑子里盘算的绝对不是怎么给地主老爷或远在天边的罗马去创造剩余价值。那时候的人早就看透了，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变成了生存命题：那就是怎么最大化去分摊生存的风险，来保障自己和家里人能有一口饭吃，做到绝对的自给自足。
咱们不妨打个比方来理解这中间的巨大落差，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如果一名种植葡萄搞单品爆款的大庄园主，某天早上一觉醒来，不幸发现自己的葡萄园遭遇了罕见的霜冻，导致今年的葡萄酒颗粒无收了。人家会慌吗？根本不会。这位庄园主大可以通过他地窖里雄厚的货币储备，直接从外部市场购入大量的粮食来度过危机。这叫什么？这叫背靠广域大市场的强大抗风险能力。但是到了中世纪早期呢？对不起，你面临的结局可不是破产清算上个失业名单那么简单，而是直接饿死。为什么？因为以前四通八达的经济网络，以及能在你落难时卖救命粮给你的庞大市场交换系统，早就已经碎得连渣都不剩了。
所以为对抗高生存风险，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人认清现实，毫不犹豫抛弃了罗马人曾经引以为豪的“专一化”农业，全面转向了“混合农业” 。说白了就是，既然没有国家和市场的兜底，那老百姓只能自己给自己上保险。这保险就是：鸡蛋绝对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甚至连装鸡蛋的篮子，我也得变着花样多搞几个。
混合作业的普及
这套为活命而搞出来的“混合农业”，直接引出了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土地利用界限的模糊，以及混合作业的全面普及。
要知道在罗马帝国时代，这片土地到底该干嘛用，是有着严格法律界限的。翻开老加图的《农业志》就会发现，用来种庄稼的农田、放牧的草地以及林地，可是泾渭分明，每块地都在井水不犯河水的执行着生产任务。但中世纪早期的“自给化”大潮中，为能在同一片土地上尽可能多的榨取到不同种类的生存资源，土地的用途开始像摊大饼一样，疯狂交叉重叠起来。
咱们来看看这些农民具体是怎么干的。比如原本用来生产谷物与豆类的农田，在罗马时代休耕的时候就是乖乖躺平休耕，但中世纪早期，在休耕期会被农民直接拉壮丁用于放牧牲畜。这倒不是因为农民突然有了什么先进的生态循环理念，而是因为他们缺乏罗马时代发达的堆肥技术，只能用粗糙的手段，利用牛羊在田里拉的粪便来勉强恢复一下被榨干的地力。反过来也是一样，之前长满优质牧草、专门用来给富人们放牧肉牛和肥羊的牧场，也会被农民在上面播种更能直接填饱肚皮的小麦、大麦和豆类。在随时可能饿死的恐惧面前，只有种下去能长出粮食的，才是好地。
更为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林地里，以前罗马时代林业生产也是分门别类，比如专门用来生产劈柴的采伐林，或者专门留着出产优质原木的成材林，各司其职。但中世纪早期这类玩法绝迹了。
咱们拿昔日用于牧猪的橡树林来说，以前它就是单纯给猪提供橡子的食堂。但现在呢？农民们不仅要在秋天把猪群赶进去贴秋膘，还要在林间零星的空地上牧羊，同时还要兼顾人类自己对过冬干柴的疯狂采集。可以说，采伐林、牧猪林和果树林之间原本老死不相往来的差距，现在被抹平了。根据现代考古学家们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遗址搞的植物碳化分析，发现这时期的人们，极其普遍采用“复合矮林作业法”的神奇。
这玩意到底是啥意思呢？就是说，这片林既会特意保留下来一些高大挺拔的标准树木（因为农民们心里盘算着，这可是指望在几十年后能提供大型建筑木材的宝贝，这事儿后来在遗址发掘出的大型柱洞中得到了确凿的证实），同时农民又会周期性去砍伐长得快、不值钱的灌木，以此来提供家里烧火做饭用的薪柴和编筐用的枝条。在同一片林子里，他们还得小心翼翼保证树木每年能产出足够当零食甚至救命的水果与坚果，并且在树底下还得留出足够的空间，放养能提供脂肪和肉类的猪群。
把农业、林业和牧业像揉面团一样高度捆绑在一起的“农林牧复合系统”，极大提高了单块土地的资源多样性，可以说完美契合小农经济下对自给自足和避险的需求。随便碰上个天灾人祸，地里粮食绝收了，还能去林子里摘果子；林子里果子没了，还能杀头猪吃肉，总有一款能让你活下去。但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既要、又要、还要的好事。这种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混在一起搞的代价也是惨痛的，那就是单项产出的效率出现断崖式的急剧下降。以前一片地专门种麦子能养活十口人，现在又要种树又要养猪又要种麦子，互相抢占养分和阳光，麦子的产量自然就惨不忍睹。
这就带来了严峻的后果： 为养活同样数量的人口，中世纪早期的农民别无选择，他们不得不向外进行扩张，去占据比罗马时代更为广阔的土地面积。不把摊子铺得足够大，低效率的混合农业根本就产不出足够一家人活命的卡路里。这也就是下一章，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对边缘沼泽和原始森林的大开发。
中世纪早期边缘土地的深度开发
当繁华的城市经济崩溃，大量人口发现城里断粮了、不发工资了，他们能怎么办？他们不得不拖家带口重新逃回农村，将全家人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脚下的土地。人口生计模式的大转移，由高度依赖于繁荣的商贸和手工业，转向到完全依赖于土地本身，直接催生了对自然环境近乎疯狂的索取。而索取的对象，正是那些在罗马时代连看都懒得看一眼的所谓“边缘土地”。
荒地与沼泽的进军
罗马精英的眼中，蚊虫滋生的沼泽以及连棵草都长不出来的荒地，是绝对缺乏任何投资价值的垃圾资产。虽然国家机器确实牛气冲天，曾在某些时期，为彰显国威或者安置退伍老兵，对蓬廷沼泽或者波河平原进行过国家级水利排干工程。但一旦涉及到民间资本，对于分布在乡间、质量低劣的边缘湿地，精明的罗马人是压根缺乏将其改造为谷物农田的动力的。
时代变了，随着城市难民广泛散布于乡村角落，边缘土地被全面启用了。尽管罗马时代动辄动用几万人、修建巨大高架引水渠的国家级水利系统确实是土崩瓦解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早期的农民和地方修道院修士们就只能任由沼泽的积水一点点吞噬他们的生存空间。
相反，为了活命的底层人，展现出让人惊叹的适应性和充满智慧的水利管理能力。他们没有图纸，工程师，那就靠铁锹和双手。在波河平原等地区，这些农民通过琐碎但持之以恒的小规模沟渠挖掘和排涝作业，硬是一步步把浅水沼泽给改造成能够提供牧草的湿草地，或开发成能够勉强种植燕麦、小米这些耐受性较强、虽然难吃但绝对能救命的作物的边缘农田。
森林的主食化
同时，对森林的开发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把林子剃成平头、什么都想从里面捞一把的“复合矮林作业”，改变意大利农业基因的事件，就是栗树在整个半岛上的广泛扩散与大规模人工栽培。
栗树这种树，在罗马时代其实挺没存在感的，未被罗马农学家重视。但中世纪早期，栗树就迎来了它树生的高光时刻。栗子这玩意儿简直就是大自然赐予中世纪穷人的完美代餐。它富含极高的碳水化合物，可以直接作为谷物歉收、大家快要饿死时的完美替代品。最关键的是它的种植和维护成本，比起需要年年春天累死累活去翻耕、除草、施肥的小麦来说，简直低得令人发指。种种树，秋天去捡果子就行。
动物考古学的数据，为人类深入森林和开发边缘土地的行径，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科学家们对意大利北部众多遗址里挖出来的动物骨骼进行同位素与遗存分析，结果显示从罗马时代过渡到中世纪早期，家畜的种类和人们饲养它们的方式，发生了显著转变。
罗马时代，为满足城里人庞大的吃肉需求，大家搞的是依赖人工饲料、把动物集中关在圈里拼命喂胖的集中圈养模式。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漫山遍野的广泛散养。拿猪来说，考古发掘里猪的骨骼遗存不仅在比例上依然保持着绝对的重要地位，最有意思的是，专家们通过观察这些猪牙齿的磨损程度，以及骨骼里的同位素特征，证明了：中世纪早期的猪，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森林里像野猪一样觅食橡子和各种植物根茎长大的。
不仅是猪，连牛羊这些反刍动物的命运也改变了。它们再也吃不到庄园里精心准备的干草，而是被拿着鞭子的农民驱赶到森林边缘的灌木丛、长满杂草的荒地，以及暂时长不出庄稼的休耕地上，进行粗放的混合放牧。遗址里挖出来的野生动物（比如鹿、野猪）和鱼类的骨骼比例也出现明显的上升，这证明在朝不保夕的自给经济下，拿着草叉去树林里狩猎，或者去河沟里捕鱼，已经从罗马时代贵族的消遣，变成百姓补充宝贵蛋白质的极其重要的保命手段。
所以你看，这事儿的逻辑闭环就非常清晰了。因为中世纪早期的农民不再拥有高效的化肥和统一的市场，他们需要广大的森林来把猪放养出去自己找食吃，需要荒地来游牧羊群以获取羊毛和奶，他们还需要比以前多得多的休耕地，靠着杂草和牛粪来缓慢恢复地力，以便明年能种出谷物。
在刚需的生产模式下，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实际上被更无死角榨取生存资源，未被开发的沼泽、荒地和森林，就这样被开发成混合体，分明就是人类为不被饿死而向大自然发起的冲锋。
聚落形态的演变
咱们前几章把老百姓怎么种地、怎么在林子里和沼泽里死磕给盘明白后，有一件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经济模式发生如此剧烈的转变，它不可避免重塑人类的居住形态。
罗马别墅系统的瓦解
小清新的历史幻觉里，一提到“罗马别墅”，浮现出的往往是带着大理石柱子、喷泉、马赛克地板，一群穿着丝绸长袍的贵族在里面吟诗作对的度假胜地。但实际上，在罗马乡村景观里真正统治着广袤田野的“别墅”，它们其实是农业工厂。
这些建筑群在设计之初，就是为能够像挤海绵一样把成百上千的奴隶或者底层隶农集中起来，日夜不停生产着经济作物，通过四通八达的罗马大道，源源不断输送给远方的城市和精英阶层。这种聚落形态是高度集中的，所有人都被安排了对应的空间。
但好戏终有落幕时，罗马帝国的需求终端（也就是繁华的城市）瘫痪，运输网络也断了之后，别墅系统也就失去它存在的经济土壤。这就好比外面的高价订单全都没了，你还在维持一个几万人的代工厂，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于是曾经辉煌无比的别墅逐渐被简单粗暴的用石头和泥巴堵上门窗，改造为极其简陋的防卫性据点。几百上千人为生产出口商品而大规模集中居住的模式，在“吃饱饭才是硬道理”的中世纪早期，再也不具备任何一丁点的经济合理性了。
多核乡村聚落的蔓延
既然打工人的大厂倒闭了，那大家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伴随着我们前面提到的“为了活命什么都干”的“农民生产方式”的全面兴起，中世纪早期的乡村，悄然出现了“多核聚落”的全新居住形态。
这玩意儿听起来很高大上，但你要是懂了他们的苦衷，就会觉得是人类被逼出来的生存大智慧。既然现在老百姓搞的是混合农业，一个人既要兼顾在田里种地，又得去草地上放牧，还得钻进深山老林里打柴，时不时还得去烂泥塘里捕鱼，如果非要把全村人都像罗马时代那样集中居住在一个中心点，那每天早上光是走到干活的地方，就得把腿跑断，这变得极其不方便。
所以人们索性就不凑这个热闹了，开始以家庭或者血缘宗族为单位，像撒胡椒面一样分散居住在靠近水源、森林边缘，或者挨着适宜开垦的土地旁边。现代考古挖掘中（针对公元5至8世纪地层的发掘），学者们用并没有发现大理石柱，反而是挖出大量由粗糙的木材、泥土糊起来的半地穴式房屋，以及同样是用木头搭起来的简陋粮仓。
说实话，这类建筑在坚固度和豪华程度上，给罗马时代的砖石别墅提鞋都不配，风一大估计屋顶都能掀翻。但它们在空间分布上却极其广泛，到处都是这种土得掉渣的茅草坑。
由于混合农业对土地粗放需求，直接导致了个现象：数十户人家、几百号人的小村落，其活动范围和足迹竟然可能绵延好几个公里。这东一家西一户的，串个门都得走上半天。
这就解释了反常识现象：为什么从数据上看，整个意大利的人口明明在经历断崖式的下降（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约800万，下降到中世纪早期的约500万），但在考古地层剖面里，许多地区的乡村聚落物理规模和数量，却显得比罗马时代“更大”、“更多”了呢 ？
答案很简单。所谓的“变大”，根本不是因为人口爆炸，而是整个社会的居住模式发生了下滑。从罗马时代的别墅群，转变成低密度的荒野求生营地。每个松散的聚落，都需要像八爪鱼一样占据着地盘，才能勉强维持其低效的农林牧复合经济的运转。
走向封建化和城堡化的前夜
老百姓广泛散布于广袤土地上、享有较高自治度（因为没人管得着）的中世纪早期乡村社会，并不是静止不变的，所谓的散养自由，仅仅只是历史的过渡阶段。
到公元10世纪及以后，风向变了。随着地方上的封建领主们满血复活，权力的獠牙重新被巩固了起来。这些领主老爷们算盘打得噼啪响，他们发现老百姓这么漫山遍野散居着，实在是太难管了。为更高效去村里收缴地租、牢牢把控人口资源，同时也为抵御外部神出鬼没的蛮族（比如骑着马射箭的马扎尔人、从海上杀过来的维京人）的劫掠，领主们开始下狠手了。
他们动用暴力强行将自由农民像赶羊一样重新集中了起来，把他们迁入到建在山丘制高点的石头城堡脚下附属集中式村落之中。集中圈地过程，必然伴随着土地所有权模式的再次大洗牌，以及新一轮由领主主导的集约化开垦的到来。“城堡化”这一巴掌，彻底拍死了中世纪早期虽然苦、但高度分散、自由且混合的农民土地利用模式，它将乡村景观一脚踹向了中世纪鼎盛期的新形态。
老百姓重新被塞回了村子里，重新套上封建的枷锁。但如果你站在上帝视角来看，会发现个让人感慨万千的事实：恰恰正是中世纪早期苦逼、漫长的几百年间，底层农民为活下去而持续进行的开疆拓土，为后来中世纪城市国家的重新崛起、商业复兴，积攒下基础。当商业革命的春风再次吹来、城市重新复兴的时候，它才终于得以从这场漫长的历史停滞中重新苏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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